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战国时期，中国境内存在众多民族，它们大多已经从原始社会过渡到阶级社会。在春秋时期，中原华夏各国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激烈且复杂的斗争。然而，到了战国时期，尽管斗争并未完全停止，但融合已经成为主要趋势。

在燕、赵、秦的北方，除了东胡、林胡、楼烦、代、义渠、匈奴等族群外，还有中山国。三晋的北边，分布着林胡、楼烦，燕国的北部有东胡、山戎，而东胡以东则是肃慎。东胡、楼烦和林胡，历史上合称为“三胡”。东胡的领地大致包括今天的辽宁西部和西北部、河北北部以及内蒙古的哲里木盟、昭乌达盟部分地区。林胡的领地约在今内蒙古河套地区。楼烦的领地则在今天的山西西北部和内蒙古集宁一带。许多北方民族曾被燕、赵两国征服。赵武灵王曾大败林胡、楼烦，并将所占领土新设为云中、雁门和代郡。

公元前265年，赵国将领李牧“破东胡，降林胡”（《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燕昭王时期，燕国将领秦开“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史记·匈奴列传》）。燕国亦建立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在辽宁、内蒙古和河北北部一带。近年来，在这些地区发现了许多属于战国时期的古墓，出土了大量青铜剑、戈、匕首以及工具、马饰等文物。部分墓葬中还发现了铁器和燕国铜币。这些古物无疑是东胡遗留下来的，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原文化对他们的影响。

自春秋时期起，秦国北部边境一带分布着义渠、大荔、乌氏、朐衍等部落，陕西地区则有羌、绵诸、混戎、翟、原等族群。再往西，敦煌、祁连一带有月氏部落，天山以南则有楼兰、龟兹、于阗等国。在准噶尔沙漠以北，乌孙、呼揭等部落亦有其地。

春秋战国之交，“当时义渠、大荔势力最为强盛，筑造了数十座城池，各自称王”。秦国持续对周边各族展开攻势，公元前461年，秦灭大荔（位于现今的山西大荔）。从公元前五世纪中叶至四世纪中叶，绵诸（位于现今甘肃天水市）、乌氏（位于现今甘肃平凉）、翟（位于现今甘肃临洮）等部落相继被秦国所灭。

羌族则居住在黄河上游的赐支河、湟河一带的辽阔地区。在春秋战国之交，秦厉共公时期，一位名为无戈爱剑的人物成为了羌戎部落的领袖。

羌族传统上以狩猎为生，对剑术“教之田畜”深感热爱，因此受到羌人的拥戴，其部落逐渐归附于他。在秦献公统治时期，羌族的一支“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其它羌族部落分离。后来的越羌、广汉羌、武都羌均为这支羌族的后代（参见《后汉书·西羌传》）。

羌族与秦国曾有过紧密的联系，秦孝公时期，羌族首领曾随秦太子朝拜周显王。随着秦国的扩张，羌族被迫向西迁徙。义渠是秦国西北地区最强大的戎族，其疆域覆盖了现今的陕西北部、甘肃东北部的径水、渭水以北地区以及宁夏的部分地区，可见其领土之辽阔。义渠的都城位于现今的甘肃宁县。义渠与秦国之间战事频发，《史记·匈奴列传》记载：“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卫，而秦逐渐蚕食”，这表明义渠多采取防御态势。

公元前444年，秦“攻打义渠，俘虏其王”；公元前430年，“义渠反攻秦国，侵袭至渭阳”；公元前327年，“义渠君臣服于秦”；公元前314年，秦“侵袭义渠，夺取二十五城”（均见《史记·六国年表》）。公元前272年，秦昭襄王“用计诱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随后发兵消灭了义渠”（《史记·匈奴列传》），灭掉了义渠。秦国在其新占领的地区设立了陇西郡、北地郡和上郡。其中，陇西郡原属于翟、原的领地，而北地郡则是原义渠的领土。

《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这表明，自战国以前，北方的匈奴便与中原地区频繁发生战事。尽管如此，当时的匈奴并未形成一个正式的国家体系，他们“逐水草迁徙，无固定城郭，不从事耕田之业”，“无文字记载”，“在环境宽松时，随畜群迁徙，以射猎为生；在形势紧张时，则练习战斗技能，以进行侵伐”。

匈奴正式建立国家并“南与中国形成敌对状态”，实际上是在秦汉交替之际。匈奴的领土范围十分辽阔，“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史记·匈奴列传》）。在三国中，赵国是第一个与匈奴发生冲突的国家。据史料记载，赵悼襄王时期，赵国将领李牧“常驻代雁门，防备匈奴”，匈奴误以为李牧怯战。公元前265年，李牧“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使得“其后十余岁，匈奴不敢接近赵国边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这是战国时期华夏国家与匈奴之间唯一一次大规模的交锋。

在战国时期，除了北方和西方的几个少数民族之外，中山国也位于北方。中山国，属于白狄族，与赵、齐、燕三国接壤。从公元前六世纪建立的鲜虞国开始，到公元前296年被赵武灵王所灭，中山国存在了超过三百年。

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鲜虞的都城位于新市，即今天的鲜虞亭。据《读史方舆纪要》所述，鲜虞亭实际上指的是现今的河北正定新城铺。中山国在公元前406年曾被魏国所灭，但三十年后，中山国利用魏国与周边国家的混战，乘机复国。

公元前377年，《史记·赵世家》记载了赵国与中山国在房子（今河北高邑西南）的战斗；次年，赵国又在中人（今河北唐县西南）与中山国交战，这些事件证明了中山国的复国行动。

战国初期，中山国的都城设在顾（今河北定县），复国后迁至灵寿（今河北平山县三汲公社）。《世本》记载：“桓公迁都灵寿”（《史记·赵世家》《索隐》引），桓公应是中山复国后的首位君主。

通过1974年至1978年对河北平山三汲公社战国中山国遗址的调查以及出土的中山铜器铭文，我们得知桓公之后是成公。中山国的遗迹、遗物以及墓葬制度基本上与中原文化一致，但仍然保留了一些本民族特色的元素，如山字形铜礼器、山形建筑顶部脊瓦以及帐架和帐内用器等。这恰恰说明了中山国文化是少数族文化与华夏文化长期融合的产物。至于战国时期南方的少数民族，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山川阻隔，他们与中原华夏国家的交流和冲突较少，因此融合进程相对缓慢。

巴、蜀在战国时期是较为发达的少数族，与北方国家有着频繁的联系。它们拥有“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器”(《史记·货殖列传》)，物产极为丰富，且“大船积粟”，盛产粮食。当时的巴蜀已形成国家，但在秦人看来，它们仍属于“戎翟之伦”(《史记·张仪列传》)。根据《史记·六国年表》记载，从秦厉共公二年(公元前475年)至秦昭襄王六年(公元前301年)的一百七十多年间，蜀国与秦国共有五次交往。秦占领巴蜀后，积极进行经营。公元前301年，“司马错往诛蜀守辉，定蜀”(《史记·六国年表》)，在秦统一中国近百年间，蜀地得到了显著的发展。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张仪和蜀守张若建设成都，筑有大城和少城，少城连接在大城西边。少城内设有官舍，并设有盐铁市官和长丞。全城的里间和市肆布局与秦咸阳规模相同。随后，蜀守李冰筑都江堰(四川灌县)水利工程，使成都平原成为“沃野千里”，被誉为“天府”。这时，秦正计划进一步开拓西南地区。

公元前285年，蜀郡守张若攻取窄及其江南(今金沙江以南)地区。公元前280年，秦派“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于之地，为黔中郡”(均见《华阳国志·蜀志》)。此后，秦开始在蜀巴设置郡县。大约相当于中原的商周时期，蜀人已进入青铜时代，到了战国时期，青铜文化已相当发达。成都杨子山出土了青铜鼎、盘、戈、矛、弩机等物。在昭化、巴县发现的古墓中，有用大木挖成舟形棺，出土了铜剑、铜钺等物。这些遗物显然是巴人遗留下来的。从巴蜀文化中可以明显看出它受到了秦、楚的影响。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西南夷的君长众多，其中夜郎最为强大；其西边的靡莫之属同样众多，滇国最为显赫；自滇国以北，君长众多，邛都最为突出。这些部落均以椎髻为俗，从事农耕，并建立了聚居的村落。”这些少数民族已经步入了农业社会，并形成了定居的公社，这表明他们的文明发展程度相对较高。

夜郎是西南夷中最为强大的国家，其疆域涵盖现今的贵州西部、北部，云南北部以及四川南部的部分地区。公元前3世纪初，楚国的顷襄王派遣庄豪通过沅水征讨夜郎，在且兰（今贵州凯里西北）展开战斗，夜郎因此灭亡（参见《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滇国位于夜郎的西边，大致在今天的滇池一带。滇池“方圆三百里，周围是平坦肥沃的土地，千里之内土地丰饶”。约在公元前279年，楚顷襄王派遣庄娇以武力征服滇国。由于归路被切断，庄娇便“率领部众定居于滇，改变服饰，遵循当地风俗，成为当地的统治者”（《史记·西南夷列传》），被尊称为庄王。其都城位于今天的云南省晋宁县。庄娇率军进入滇地，加强了云南少数民族与中原华夏族之间的联系，使得滇池地区出现了繁荣的青铜文化，出土了铜鼓、铜枕、铜伞盖、铜扣饰以及铸有人物和动物形象的铜贮具器等文物。从这些青铜器物来看，当时滇王统治的地区仍处于奴隶制阶段。这些青铜器物虽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但其中的武器如铜戈、铜矛、铜斧等，与中原地区的武器有许多相似之处，这表明当时滇池地区与中原在经济文化上有着紧密的联系。

邛都位于滇国的北方，大致相当于现今的四川西昌东南。除了夜郎、滇、邛都三国之外，西南夷还包括昆明，其地广数千里，“居民编发，随牲畜迁徙，无固定居所，无固定君长”（《史记·西南夷列传》），发展水平较低。还有徒、白马等部落，有的部落首领不定，有的则聚落而居。云南的江川李家山、楚雄万家坝、祥云大波那出土了大量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和兵器，由此可见，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此时也已经进入了奴隶社会。

越族的分布范围相当广泛，从北边的浙江、江西延伸至南边的两广、福建等地。在战国时期的记载中，已出现蛮越、南蛮、南越、闽越、瓯越等不同的称谓，这些名称的多样性反映了越人部族的分散性。

蛮越与楚国历来关系紧密。在战国时期，吴起担任楚悼王的宰相时，“南征蛮越，遂有洞庭、苍梧”。洞庭位于湖南北部，而苍梧则在湖南南部。因此，在楚悼王征服湖南之前，这些地区是越人的居住地。从当地发掘的四十七座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墓葬来看，出土的器物大多展现了越人的文化特征。在发掘的八十多座战国墓中，出土的楚器与越器混杂。

随后，秦国势力向南方扩张，秦昭襄王派遣白起攻打楚国，“夺取蛮夷之地，始设黔中郡”。南蛮的社会状况被描述为“衣裳斑驳，语言复杂，喜好山林，不喜开阔之地”，“外表看似愚钝，内心却机智，重视乡土和传统”，“从事农耕和贸易，无需通过关卡和缴纳租税。有邑君长，皆赐予印绶”（均见《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这表明他们可能还处于原始社会的末期阶段。

关于南越、闽越和瓯越在战国时代的情况，史书上没有记载。但从西汉初年南越王赵佗自称“南越武帝”，“以武力威慑边境，用财物贿赂闽越、西瓯、骆，使其臣服，疆域东西长达万余里。乘坐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并驾齐驱”（《史记·南越列传》）来看，其国力的强大，必然是战国以来长期发展的结果。

根据考古资料，战国时期蛮越族人在文化发展上存在不平衡。自建国以来，在广东始兴、四会、肇庆、德庆、增城、清远等地的战国遗址、墓葬中发现的青铜器和兵器相当精美，花纹常见云雷纹、蟠虺纹等，与中原地区和长江流域的楚文化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如鼎、壶、盘、剑、矛、斧和清远出土的铜器。1974年在广西平乐银山岭发掘的一批战国中晚期墓葬，与湖南等地早期楚墓有许多相似之处，如长方形墓穴和随葬品中的铁锄、扁蛩矛、戈等，都与楚文化遗物相同。当然，也保留了一些地方特色，这反映了当时的越人与楚的关系极为密切。

位于东方淮泗地区的东夷，在战国末期已经与华夏族融合。据《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秦朝统一六国之际，“淮泗夷皆散为民户”。这里的“散为民户”指的是分散成为独立的家庭，往昔的族群身份已不再占据主导地位。

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均表明，战国时期的华夏国家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有着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彼此吸收对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成果。战国时期标志着我国各民族逐步走向融合的阶段，为构建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奠定了基础，加速了各民族的发展进程。